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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年④|杨晦:沉默的斗士

时间:2019-04-15 09:47 点击: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今天推送的五四人物是杨晦。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杨晦——沉默斗士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不知道。在场的警官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原来他们不敢动手的,这时才叫:捕几个吧。但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三十二个。那时大家可没有斗争经验,一听说捕人,有的跑掉了鞋的,有跑掉了眼镜的……蔡校长联合各高等学校校长等去保释被捕去的同学。但听说,本来是要当天放的,因为这一保释的活动,引起政治上派系的猜疑暗斗,反倒不放了。三天后,是5 月7 日,是个国耻纪念日。到这一天,北洋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人放了。


—— 杨晦《五四杂忆》,1957 年5 月4 日

五四100年④|杨晦:沉默的斗士

姓名:杨晦(杨兴栋)

时年:20岁

身份: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地点:北京


对于1919 年5 月4日那天的事件细节,杨晦始终很少谈起。只是在多年后的两篇回忆文章(1957 年《五四杂忆》、1959 年《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他才简单记叙了一下事情经过,但也没有对自己有太多描述。根据许多运动参与者的回忆,当年冲在队伍前头,越墙跳进曹公馆,火烧赵家楼的七八个热血青年中,就有杨晦。那时,他还叫杨兴栋。

但认识杨晦的人几乎从未听他提过这件事。臧克家说:“我与杨先生相识这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杨晦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不愿提起自己,或许很大程度上是杨晦的性格所致。很多人都对他的“沉默”印象深刻。杨晦的多年好友冯至评价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

还有一层原因,或许和杨晦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思考有关。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那场运动的领导者,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个参与者罢了,而且是懵懵懂懂的参与者。每次说到五四运动,他总是谈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谈北大,却避而谈自己。他的理由是:“那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伟大。”

的确,对于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一系列行动的学生们来说,当天所为似乎更多是被一种激情所驱使,只是在时间的发酵中,人们才逐渐认清5 月4 日那一天的意义。而对杨晦个人而言,这影响也更多地显现在他以后的人生中。


冲进赵家楼


1919 年的5 月4 日,是个星期天。杨晦回忆时格外提到了这一点。陈平原在相关的研究中也谈到,这点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运动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及后续的许多计划。杨晦写道:“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贴,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贴丢在那里,就回来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这是当天遇到的第一重阻碍。原本,在5 月3 日晚上北大三院礼堂的集会中,他们只是想效法留日学生给章宗祥送白旗的先例,给曹、章、陆三人来个猛烈的威慑。这天夜里,杨晦彻夜未眠,在西斋宿舍里和同学们一起写标语、做旗子。他把仅有的一条旧床单剪开,做了几面小旗子。想到明天的游行活动,想到留日学生把小白旗扔了满满一车厢,将章宗祥的日本小老婆吓哭了的情景,杨晦感到很兴奋。5 月4 日上午,杨晦早早吃过午饭,拿了一面旗子,和同学们一起到红楼后面的空场集合。他遇到了许多相熟或者不相熟的面孔:傅斯年正在那儿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英文系的罗家伦,国文系的许德珩、邓康、张国焘,还有黄日葵、段锡朋、江绍原、孙伏园、周炳琳、周长宪等人也都在。临出发时,校长蔡元培走过来进行劝说,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但大家非常激动,一定要去当面惩罚卖国贼。蔡元培没有再坚持,让开了。

出了学校,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行进。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找到曹汝霖,当面斥责几句,把白旗丢到他的府邸里就算不虚此行了。但到了东交民巷,大家遇到了第二重阻碍:巡捕对学生进行了围堵。据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学生们很愤怒,自己的国土竟然不让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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